花开五叶 异彩纷呈

—《书画世界》杂志采访中国美协副主席、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

【内容提要】：2011年8月30日，由中国美术家协会、北京美术家协会、浙江省博物馆、浙江美术馆、北京画院、李可染艺术基金会联手策划的“同源异彩——黄宾虹、林散之、李可染艺术展”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隆重开幕。 8月29日，就黄宾虹师徒三人展览及其学术成就，北京画院院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王明明接受了本杂志独家访谈。

 【关键词】：黄宾虹、林散之、李可染  访谈 王明明

 陈新：最近几年，北京画院举办了“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” 系列展览和学术研讨，在美术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口碑。黄宾虹、林散之、李可染三个艺术大家作品一起展览这也是第一次，题目也很好，“同源异彩”。请简单评述一下这三位大家在20世纪美术界的地位、贡献及他们之间的艺术关系，源本何流，彩呈何处？

 王明明：我们跟浙江省美术馆有一个交流项目，我们把齐白石作品下个月送到浙江展览，本月特别请出来浙江美术馆黄宾虹的作品来做展览。黄宾虹的作品展览最近几年做得很多，在全国各地都有巡回展览。另外一个原因，中国山水画这十几年的发展，对黄宾虹借鉴特别多。所以做好这次展览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所以打破原先独家展览的框架，强调艺术的“同源异彩”。

 我们做这次展览，要对当前美术的，尤其是中国画的发展有所启示，所以我们就提出来，黄宾虹的传统出自哪里？他的艺术又传给了谁？传承以后，他的学生之中又怎样吸收借鉴，变成自己的，形成自家的风格？我觉得这非常重要，所以就从他们中间选出两个最得意的，一个林散之，一个李可染。把三个艺术家联合在一起来做，我想可能会给我们很多启示，因为中国画发展到今天，我们只关注了个人风格，或者借鉴一些传统元素、因素。可是这些笔墨元素，我们往往把这些东西看得十分重要，可实际上中国画的自身规律的发展和传承关系是更重要的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要注重形而上的“道”，而不是形而下的“技”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想通过这次展览，通过我们系列的展览，让大家找到中国画传统。从“85思潮”反传统，后来又回归传统，我认为我们30年的中国画发展历程，跟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政治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运动式思维，不是左，就是右，不

是传统占优势，就是西方占主导，没有产生一个艺术大家。我认为应该尊重每个画种自身的艺术规律。艺术规律是什么呢？我一直在强调说我们给予中国画承载的东西太多了！我们认为中国画落后了，所以要改造她，改造了几十年，回头来看，改造得又怎么样了呢？尤其是21世纪到来以后我们没有产生艺术大家。我们的艺术大家都是在1949年之前已经出来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我们没有按照艺术自身规律去发展，可能我们注重西方艺术引进，却否定了我们自己的传统。就是说把传统这个脉、根自己全都断掉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再研究传统的时候可能它是在枝叶上，而没有在树干上。中国画这之所以有特点，是因为她有很强烈的弱点。没有太大的表现力，你非要让她承载那么大的表现力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我们画重大历史体裁，画巨幅大作，这不是中国画所承载的东西。这些方面适合油画或者其他画种来表现。我们把中国画无限制的放大，无限制放任发展，我们违背了中国画的规律。是不是中国画是小桥流水吗？根本不是，那李可染创造的大山大水，虽然很小的尺幅，却表现出了大气象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古人没有责任。古人是按照艺术规律发展，而当时也会出现有很多问题和糟粕。可是我们用批判的态度去吸收传统的话，能够吸收吗？不可能，因为你认为她不是个好东西而去吸收或者是说我们全盘去吸收，这个问题都出现了偏差。比如说黄宾虹生前，没有多少人认识他，但他是按照自己规律去走，所以

终成大家。

陈新：有人说这三位美术大家在墨法和笔法上都有独到之处，

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
王明明：我非常注重笔墨，可我认为重点不在这里。黄宾虹追求的是什么，他一生中都在追求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。他毕生的经历在积淀，积淀到最后，他的笔墨这种形式所承载的他自己所有的内涵。如果说我们只在笔墨上去理解他所创造 的艺术，我认为格局太小了，他所给我们的启示在画外，并不是在画内。说中国艺术最不容易学，因为他的本身的规律和他的历史。对于中国艺术的积淀，谁积淀得深厚，谁最后能成大气，所以我认为我把黄宾虹和他的学生联合在一起展览。我找了两个学生范例，一个是林散之，从形的方面和笔墨来讲，林散之学黄宾虹非常象。但林散之在草书上能够达到那个高度。林散之聪明之处在于，他是把黄宾虹很多的观点，和感悟到的东西，还有他对传统的认识，他跟老师黄宾虹不一样，自立门户，终成“当代草圣”。李可染也是，从黄宾虹、齐白石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包括积墨

的方法。我为这次展览写了个序， “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”，这是以佛教语言描述这次展览。这么多年吸收传统，回归传统，是大家共同的认识。可反过来，现在我们要想在吸收传统中，怎么样把好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营养？最重要是按照艺术规律来发展。中国画的自身规律包括观察方法、包括对于中国画的笔墨独特性。我说的笔墨不是说我们现在学院里头培养的笔墨。比如对线的认识，线的表现力，而不是素描的表现力。怎么把素描表现到中国画的线里面，提升他的造型能力和质感，我觉得我们20世纪很多的画家都尝试过，而且都达到一个高峰，比如说蒋兆和与周恩聪，他们是“有限吸收”。

陈新：这三位大家生前都特别强调和注重写生，特别是李可染，喜欢在写生中同时进行艺术创作。请您评述一下写生对中国画创作的意义。

王明明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因为古人很少有写生。我在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时候发现，有这么多精彩的花鸟、山水、人物的画，可是我没看见他有写生稿子，包括19世纪的美术大家或者清代画家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古人比我们聪明，古人看完就会记住，记在心里头，通过心、脑看进去了，手画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变了，升华了。你看黄宾虹的写生，他不是在“形”方面的写生，寥寥几笔，他有时是记结构。李可染最经典的写生不是在写生，而是在创作。我们从西画传过来包括现在教学所说的写生，认为写生就是模写自然，没有取舍，没有经过自己内心的消化，对自然的理解只是一味的“为写生而写生”。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，把写生异化了，没有经过自己心灵的再提炼。我们对写生认识，要重新回到古人对事物认识的高度上。

陈新：展览的三位美术大家中，李可染成名比较早，林散之较晚，黄宾虹是直到去世50年后终成大名。李可染有一个名言“废画三千”，强调“勤学苦练”在中国画创作中的基础作用。而目前一些画家认为“废画（也要卖）三千（元/平尺）”。您认为名气与艺术的关系如何？一个画家如何更能有效地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？

王明明：中国画艺术基本上是大器晚成的艺术。所有20世纪的大画家，他们对传统的认识和理解是一个很深的、很长的过程，他们对艺术的学习是无止境的。而我们现在的观点完全不同了，我们活在当下，对于艺术的发展，当然人各有志，可是我们现在对中国画的发展过于急功近利。过去在美术学院里培养画家的时候，最难成功的就是中国画家。可能他在上大学时，画得一塌糊涂，继续深造有可能在40或50岁时才悟到真谛，到了晚年才可能有大成。对于中国传统艺术为什么进不去，因为这里面需要感悟的东西太多了。他不是一种直接的感观和感觉。感觉和感悟是不一样的。中国画需要感悟，悟到了以后才能升华，对于这样的难度、高度、深度，一般画家很难达到。时代在发展，社会日益多元化。我们看不出来古人的精妙之处，没有那么多时间浸到传统之中去体味，这都需要我们去反思。有很多致力于中国画发展的画家，他们能够沉下心来，在不同的领域坚持下去。中国画需要这样的人把心沉下去。

 陈新：北京画院一直在做“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”系列展览和学术研讨，所选中的这些大家传统功底都比较扎实，文化积淀也很深厚。21世纪却没有产生美术大家，这是否跟1949年解放以后，我们淡化和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关系呢？

王明明：这个原因我觉得特别复杂，跟我们最近几十年认识有很大关系。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中，从西方学成归来的很多，比如徐悲鸿、林风眠、刘海粟、关良等，我在研究他们这些人的时候，有一个共同的感觉，觉得他们回国以后更加重视中国画了。包括傅抱石，从日本回来以后还是画中国画。我想这里的原因要认真研究。他们从国外回来以后，他们无法抗拒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，他们对本土艺术并没有完全否定，而是批判性吸收甚至完全转向中国传统绘画创作。他们把从西方学习的东西很谨慎地融合进中国传统艺术。他们传统艺术的这条枝，这根纵线是没有离开的。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。你看林风眠，画得跟传统中国画并不相干，从画面种体会他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和他的情感，我认为他一直在画中国画。这个问题上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。往往我们没有，认为自己是低的。我在陕西和山西观看墓室壁画，唐代也好，五代也好，可看那线条，代表人对艺术的一种自信。我们面对西方的艺术影响，往往无所适从。我们的画面上往往表现的是一种矛盾的，没有自信的，很焦灼的状态。晚清也好，民国也好，中国落后，不是艺术的问题，是经济衰落使然。

陈新:北京画院举行“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”系列展览的动因是什么？以后的计划和安排又有哪些？

王明明：这跟我们北京画院美术馆建成以后的定位大有关系。我们的美术馆有很多的特殊性，馆并不太大，面向社会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资源是什么？我们要思索什么问题？我们这个美术

馆定为传统文化、经典文化陈列展示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美术展览馆。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从事“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”系列展览。我们建成美术馆以后，有两层是齐白石。刚开始办的时候也有很多议论，包括北京画院内部有人提出来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给死人办？我当时说了，谁死了能进入就给谁办。历史是一个标准，在世的时候大家不会互相了解对方的可贵，可能过了50年以后，这里能产生很多位大师，因为历史筛选了我们。我们现在从几十年时间看黄宾虹是一个高山仰止，李可染离开我们20年了，也是高山仰跟当时的艺术家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大师。历史是最无情的，历史是把当时过眼烟云的荣华富贵去掉，组成一个真正的实质的东西。明年可能有很重要的展览，比如说我们正在策划石鲁的画展。明年是石鲁去世30周年，蒋兆和，宋文治，赵朴初，我们明年都要进行展览和学术研讨。在这每一个策划和展览、研讨之中，我们都会学到很多以前没有认知的东西。结合今后的收藏，北京画院要建大的美术馆，我认为重点应放在陈列和研究上。